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加大政府资本运作力度
加快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资本市场加大政府资本运作力度，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投入。从政府资本运作的角度讲，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银行信贷融资
银行信贷融资是政府资本运作的主要形式。目前，主要应考虑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政策性银行信贷融资。关键是在政策性银行支持范围内，以政府信用为依托进行融资。一是从国家开发银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融资。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具有资金规模大、期限长、资金资源稳定的优势，是比较理想的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据笔者了解，四川省是目前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最多的省份。2004年4月29日，四川省又与国家开发银行签定了开发性金融合作框架性协议。有条件的地方应深化与开发银行的合作，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发展等争取更多的开行贷款。二是抓住农发行开办新业务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农业政策性资金，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2005—2006年，农发行将陆续新开办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业务，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长期、优惠的贷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应借鉴与开发行成功合作的经验，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争取农发行对“三农”领域的支持。同时，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粮棉生产流通的全面市场化，粮棉贷款也将从流通领域延伸到加工领域，对粮棉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第二，收费权质押贷款融资。本质上属项目信贷融资范畴。主要用于电厂、公路、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厂等政府主导的优良项目，以项目建成后的现金收入流为质押贷款建设。也可以考虑利用外资，民间资本。政府可以少出，甚至不出资本金。目前，各家银行对这一贷款模式都兴趣较大。
第三，由政府出资或由多家企业联合组建政府政策性担保公司或股份制商业性担保机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成立发展资金互助会或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强化企业信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推动增加社会投资。
二、债券融资
主要包括发行地方企业债券、企业可转换债券、国家特批企业债券。
第一，地方企业债券。从目前情况看，地方企业债券发行，2000年已经叫停，需等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出台后方可发行，预计发行条件会进一步严格，目前主要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考虑到债券偿付期限较短，政府与企业将面对较大的偿付压力。
第二，企业可转换债券。其发行以上市公司为依托，并需报证监会批准，条件比较严格，加上目前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并不高，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程序复杂，难度较大。
第三，国家特批企业债券。特批企业债券不仅可以为地方经济建曼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而且可以进—步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高投资者信心。在此基础上，还可考虑以项目公司为依托，收购上市公司，整合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国家特批企业债券自2000年恢复以来，每年保持200—400亿的发行规模，而且用于地方建设的规模不断递增。国家对发行特批企业债券主体的要求，是无论发债规模大小，均须满足建成后有足够现金流保证偿还、发债主体三年连续盈利和发债规模不能超过发债主体净资产的40％(固定资产项目累计发行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30％)等指标。按国家今年批准发行最低规模10亿元计算，发债主体需具备25亿元以上净资产。
三、股权融资
通过股权转让进行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开展项目建设、盘活国有资产、拓宽民营企业投资平台和融资渠道的一种现实选择。
一是通过股权融资开展项目建设。对于大型项目建设，如电站、电厂、地铁的建设，由于投资规模大，需要政府投入高额的资本金。政府可以向民间资本、国企、外资等出让一定比例的股权筹措资本金，达到项目建设规定的资本金额。
二是结合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结构布局，通过参股、兼并、重组、置换、出售、拍卖、转让、托管、剥离等形式进行股权融资，既可以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又可以筹措资金，用于新的项目建设，或实现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战略性结构调整。
四、项目融资
目前，项目融资在我国主要用于投资规模大、还贷能力强、投资收益稳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的城建环保基础设施项目、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电力基础设施及资源开发类项目，特别是上述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一般来说，项目总规模不低于3000万美元，对外融资额在1500万美元以上。国家出于外债总量平衡的考虑，规定凡采用项目融资方式筹措资金的项目，均需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并统一纳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目前情况下，由于项目融资新要求的资信能力、知识技术和经验都比较复杂，大多数利用项目融资方式建设的项目，基本上是依赖外商投资者的融资渠道和信用能力进行融资。近年，国家鼓励项目融资挖掘国内资金潜力，国内融资能力正在增强，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从目前看，除资产证券化模式国家不允许开展外，建议考虑下面几种模式：
一是BOT模式。加快对条件适合的高速公路、收费路桥、隧道、自来水厂及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项目进行BOT融资方式。
二是进行TOT模式的初步试点工作。TOT近年来在我国也有了尝试性的运用。如，上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投入22亿元，通过出售49％的专营权，加上评估升值等因素，共筹资25亿元，用于徐浦大桥的建设。沪嘉、沪宁高速公路上海段，也采用了这种融资办法。
三是BOO模式。即由业主建设、拥有、经营，政府向业主购买服务产品，如自来水厂建设，政府付费买水即可。
四是在中小企业中采用设备租赁融资，融资租赁既可以为具有良好前景的项目但又缺乏资金的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又可以为国有企业闲置设备和资产的盘活提供机会。
五、出让土地使用权融资
在旧城改造及工业结构调整中，应积极通过项目包装和城市规划提升土地价值，用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手段来最大限度的获得土地收益，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筹集资本。
六、特许经营权融资
政府通过特定程序对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实行有偿市场准入制度，是政府利用市场机制融资的重要途径。按有关规定，目前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客运出租汽车运营权、城市公共汽车线路运营权、公路客运线路运营权、城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燃气供应设施的经营权，以及其它市政公用行业的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权。二是加气站、加油站经营权。三是建筑垃圾、特种垃圾、生活垃圾处置场经营权、户外广告空间资源占用权等。四是旅游资源经营权。五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休闲广场冠名权。六是地下空间资源使用权。七是摩托车、货运车城市道路使用权。八是出让矿藏资源开发权。
七、信托融资
目前应主要考虑三种方式：一是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成都市衡平信托为例：2002年12月份重新核准登记后，2003年共筹集民间资金67879万元。但受目前政策限制，加上市级信托公司资本金规模普遍较小，利用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存在着周期短(1-2年)，金额较小(一般不超过2亿元)的不足，不能做为长期资本作用。二是发起和组建“企业重组与发展基金”，以发行信托计划的方式募集资金，通过采用股权信托、贷款信托、其它投资等方式，参与企业改制重组和战略性调整，为国有企业改制、并购和资产重组提供资金来源。信托公司发起设立基金只须向当地银监局备案即可。可以采取由拟改制行业内的国有企业认购一部分，向投资者私募一部分的方式组建，募集总额一般在3--5亿元，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但收益率要求较高，年息约在8％左右，还本付息压力较大。三是设立类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发行大额度、中长期的信托产品(50亿元，10年期)，预计收益率一般与市场利率持平。资金募集渠道可以多元化——国有资金、民间资金、外资均可纳入，甚至可以考虑到国外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共同作为发起人合作组建以信托产品为核心的类产业基金。但该类基金资金募集难度较大，需要依托政府信用方可进行。
八、股票融资
当前，国家鼓励符合条件的上市国企，通过转让国有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鼓励并支持旨在改善上市公司质量的并购重组；具有竞争优势和资产质量良好的国企，可以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形式借壳上市。但目前我国股市行情总体状况不是很理想，融资功能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证券筹资占社会筹资的比重从前几年的10％下降到目前的2％甚至更低。股票融资无论从政策方面考虑，还是从市场因素考虑，难度都比较大。但利用现有资源从股市融资可以作为政府资本运作的长远目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动并做好本地上市公司的重组。政府通过出让部分国有股份，实现国有经济的重新布局，吸引一大批具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财团，特别是本地支柱企业来参与上市公司重组，通过大规模有计划的重组，恢复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第二，发展争取有潜力、运作良好的公司上市。从长远着手，应从基础设施、综合投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潜在资源中，寻找和培育有上市潜力的企业，创新上市融资模式。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运作方面，可按三种模式运行。一是北京城建和中关村模式。通过组建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或投资公司，以项目稳定的现金回报和利润预期来进行上市运作，拓展优质项目的融资能力。以成都市为例，兴蓉公司、干道建设和未来的地铁建设都可以考虑这样的方式。二是深能源、原水股份、燃气股份模式。即用垄断型公用事业优质资产直接上市融资。可以考虑在水、电、气等领域，对电力、自来水、煤气公司等进行改组改制，把符合条件的公司包装上市。三是陆家嘴、渝开发模式。通过将待开发城区的开发特许权授予上市公司的办法，将城市功能开发纳入商业营运体系中，用资本市场上筹集的资金用于道路、供水供电等初级开发，再通过出让收益获得垄断型利润。上海陆家嘴中央金融商务区基本就是以此方式来运作的。重庆将江北新区的开发特许权授予渝开发来实施。
第三，以主导产业和高技术龙头企业为基础，培育和储备一定数量的准上市公司，争取上市融资，或借壳、买壳上市，拓展融资渠道，鼓励到香港及国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
以资本运作方式经营县域经济
近二十年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在市场竞争中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是资本的优化组合，实现资本优化组合的有效手段是资本经营。南溪县生产经营性资产总量约***亿元，是我县赖以生存、谋求跨越式发展的资本。我们应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牢固树立资本观念，以资本的运作方式经营县域经济，深化城市、农村改革，实现资本集聚，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以资本运作方式，做强县域工业
南溪是典型的农业小县，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开发利用差、闲置资金比例大，企业科技含量低，经营管理粗放，融资能力弱。通过资本运作方式实现资产优化重组，盘活存量资产，是做强县域工业的捷径。
（一）变工业优势为资本，积极发展配角工业
一是变资源、环境优势为资本。利用南溪是国家直供电网、大管线供气，丰富的高钙矿石、煤碳资源，泸盐路、川云路和万里长江穿境而过等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结合宜宾市提出的饮料、酒业、氯碱化工、纯棉维卡纤维、能源产品、林竹产品五大产业链，寻求发展配角工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变军工优势为资本。南溪驻有长庆、红光、南山三大部属军工企业。要积极协调军工企业做好资产大重组、结构大调整、机制大转换工作。充分利用大企业的高新技术、优秀人才和先进设备，培育县域工业新的增长点。
（二）加快企业改革，实现资本重组
要加大资本运营力度，深入推进各项改革。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改革思路，以产权多元化改革为突破口，对还未改制的企业继续实施“两个百分之百”改革。对已改和正在改的企业要加快进程，彻底解决遗留问题。改制后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公司法》运作，建立健全劳动用工收入分配机制，做到董事长要懂事，监事主席要监事，经理要做事，形成权责统一，运作协调，科学制衡的完善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大工业园区建设力度，形成资本“洼地”
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打造工业发展平台。以工业园区的开发，加大工业招商的力度。要实行“政府管理、园区经营、市场化运作”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通过对土地使用制度，投融资体制的创新，负债启动，开发增值，滚动发展，最终实现良性循环。要做到同启动、同招商、同建设。要富有成效地完善和落实园区优惠政策，实行一条龙服务，力争一年内*-*个投资上千万元的企业入驻园区。
二、以资本运作方式构建现代农业
以资本经营观念为主导，按照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农村土地、基础设施等资源，实施资产重组，结构优化，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构建现代农业。
（一）实施土地有偿流转，转变农村经营体制
土地流转、业主经营，已成为挑战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的一大出路。按照“稳定两权（所有权和承包权）、放开一权（使用权）、强化一权（管理权）”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积极探索放开土地使用权的新机制，采取自愿有偿转让的办法，合理流转农民承包地，使土地向专业公司、种养能手、专业大户和科技人员集中。特别是我县罗龙镇杉木六社**户农民自发将自己***亩土地使用权、劳动力、资金**万元和技术投资组建股份合作制养殖场。这种通过资产流动和重组进行资本聚集，按公司制运作，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企业化、集约化经营，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经济的现实选择和成功之路，是农村生产关系一场深刻变革的前奏。我们应积极探索，总结完善，稳步推广。
（二）发挥土地资本最大效益，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调整农业区域结构，着力培养区域特色支柱产业和品牌农产品，是发挥土地资本效益的重要内容。南溪应立足于做好“四川绿色食品基地”这篇文章，从过去注重抓基地建设转移到注重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和营销组织上来，按照“贸、工、农”一体化要求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发展模式。特别要做到“一项产业、一个龙头、一根链条”，要以大自然果蔬有限公司带动蔬菜水果产业的发展，以富民白鹅有限公司带动白鹅产业的发展、以丝绸公司带动蚕桑业的发展，以文龙植物有限公司带动中药材的发展等四大产业链条。
（三）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哪里人口区域内外流动大，哪里现代化进程就快。在土地使用、税收、资金等方面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引导城市资金、人才、物资、先进管理方式等有形无形资本进入农业，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鼓励县内外投资者以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从事农产品储运、深加工、苗禽养殖等综合利用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创汇农业项目。支持一批有规模、高效益的投资开发典型，带动各类投资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三、以资本运作方式推进城镇化进程
面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必须用资本的观念经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要坚持市场取向原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整合城市资源、以全新的手段打造城市品牌、以全新的观念经营城市土地，从而将城市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文资源及其他经济要素变为资本，通过市场进行合理配置，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实现最大化、最优化。
（一）强化规划，全面创新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用资本的观念去重新审视城市规划的作用，加大规划的投入，提高规划水平。通过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业规划，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功能分区、公用设施和重点建设等进行科学明确的定组，在此基础上，拟定城市土地开发的计划和城市建设年度计划，充分显示不同区域的发展，造就不同地块的增值预期，通过先期投资、涵养土地级差收益。
（二）建立健全统一、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
严格实行土地集中管理，确保政府全面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放开、规范土地二级市场、建立完善土地交易机构和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大力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注重土地的整理开发，在变“生地”为“熟地”的同时，促进土地的增值。
（三）加快改革，推动城市设施市场化
坚持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市场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原则，放宽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准入限制，引进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外来资金采取多种形式，跨地区、跨行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推进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城市无形资产的公开招标、拍卖、租赁，实行市场化经营。
（四）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城市建设
降低民间资本市场的注入门槛，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盈利性市政行业，大力推进“民办公助”项目，将一些盈利能力差但社会效益好的指定项目交由民间直接投资，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
四、以资本运作方式实现人力资源资本化
牢固树立从经济行为、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的角度对待人力的资本观念。通过市场的方式，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资本效益。
（一）加强人才的引进与管理
如何吸引外地人才投身南溪经济建设，这是人才资源开发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有计划地组织招聘活动，从国内重点高校选聘一批品学兼优、本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紧缺急需的毕业生。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更求所为”的原则，积极开展引智合作、技术合作、技术入股、短期租赁等人才“柔性”引进工作；实施人才借脑工程，将红光、南山、长庆三大企业的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人才资源共享。以更优惠的政策引导机关、事业单位的优秀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办实体、兴产业、投身经济建设。
发现、吸引、聚集人才是为了用好人才、发挥人才作用。一要积极推进双向选择、公推公选、竞争上岗等办法，让一批能力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人才到适合发挥作用的岗位上施展才华。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的分配制度，“一流人才，一流待遇”，不同层次的人才实行不同档次的补贴，让高层次人才的收入与其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成正比。
（二）加快农业人口的转移
把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一是因地制宜抓好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要继续采取政府部门、中介机构、民间组织相结合的办法，深化户籍改革，简化务工手续，加大引导力度，建立人才流动信息网络，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务协作，实现分散自发输出向集中有序输出转化。二是要创造条件，搞好回引工程。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鼓励、吸引更多的务工人员带资金、项目、技术回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三）加大劳动者的培养力度
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要结合南溪推进“四川教育强县”的进程，提高培养水平。一是实施“孵化”育人。要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广泛开展各类培训。一方面造就大批适应南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分工分业对劳动者素质的不同要求。二是实施“充电”育人。紧紧提高公务员的高效从政能力、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现代化管理能力、农技人才的推广能力，制定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管理，切实搞好继续教育培训。三是实施“精英”育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一批“高精尖”的科技人才。重点选派一批有培养潜力的中青年到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国外学习。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来南讲学，培养重点产业技术带头人。
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资本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没有产权的流转和资产存量的流动，就不可能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也不可能推动资源的配置优化。而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重点要大力发展要素市场，继续完善资本经营投资公司，实施企事业、资本大重组；继续完善房产交易中心、地产市场，全力推进房产、地产资本化；继续完善南溪县人才市场、经营者市场、农村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全面推进人力资源资本化。完善相应市场管理办法。
二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外地资本向本地的相关产业和行业流动，形成资本的集聚；引导人力资源向不同的区域、行业流动，使人力资源布局合理；引导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土地资本的最大效益。从市场准入、运作等方面制定明确的规则，以规范资本经营，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
三是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资本经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为资本经营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必要的监督，确保资本经营的正常运作和效益的实现。
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
摘要 为使基础设施投资起到战略支撑作用，政府要放弃包揽，国资要提高效益。商业化是市场化的前提，需要造就市场化的环境，并加强国有投资的可持续性。必须根据经济性质对基础设施项目做出划分，不同类型的项目要有不同的国有资本组织方式。
“九五”期间，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的起点太低，无论是和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来看，基础设施都仍然是相当薄弱的环节，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扭转。更何况基础设施由于公共性、外部性等特点，不能简单以搣有效需求的满足程度攠来判断其供求状况，而是必须要有一个超前的、能够（以服务和价格）诱发需求的裕量。
“十五”将要实施的若干发展战略，要求基础设施必须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其中，以城市化为主线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意味着城市基础设施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西部大开发的前期重点，也只能是基础设施的大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能不能起到这样一个战略支撑的作用，一要看能不能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二要看能不能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益。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化和国有资本的运作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与自然垄断、政府垄断
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基础，需要说明一些或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自然垄断理论”是政府必须建立规制的依据，不是政府必须垄断的依据。第二，一定阶段的政府介入乃至政府垄断，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与自然垄断无关。第三，政府垄断与政府包揽，是不同质的两回事情。
1.美国的基础领域以市场竞争为主
美国的经济哲学从来就是“凡民间能做的事情政府绝不插手”，因此基础设施服务主要由民间提供也就毫不为奇了。铁路系统是19世纪民间资本利用欧洲资本市场建立起来的，其他能源、交通运输、电信也都由民间投资经营，甚至许多学校、医院也是私立或私人捐赠。唯一的例外是公路全部由政府建设，但这也算不上是垄断，因为免费公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政府并不排斥私人建造；事实上美国第一条私营付费公路（弗吉尼亚州杜勒斯绿色公路）以失败而告终。电力行业中唯一的国有企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尽管是以扶贫为根本宗旨，也在国会辩论了十几年，借经济大萧条之机才得以成立。
由于没有政府垄断，美国是最能够检验自然垄断理论的国家，也是最严格限制垄断的国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由竞争而垄断，而被政府强力分割，是基础设施自然垄断与政府反垄断的经典。
自然垄断描述了某些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轨迹；为防止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政府一要有反垄断立法，二要对某些行业建立规制。自然垄断是效益理论不是公正理论，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在某些领域实行政府介入或政府垄断，也是出自社会公正或市场失效等考虑，而不是出自“只有政府一家垄断才能降低全行业的成本”这样一个先验论的经济观。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由政府垄断，这更与一般效益理论（包括自然垄断）毫无关系，乃是出自计划经济的信条。
2.欧洲基础领域中政府资本的进退
欧洲国家与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极有影响的一大社会思潮，这就决定了一些欧洲政府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例如，德国在一战前就趋向于集中生产的国家干预，二战后更是推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汉莎是一家老牌的国有航空公司，曾在德国的航空领域具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国家曾规定其占有50%以上的国内航线；1982年当科尔政府否定全面干预的主张时，德国的共有国有企业近4000家，像邮电、铁路运输、煤气行业几乎都百分之百地不允许私人企业介入。又如，法国于1993年对58家公营企业中的21家实行非国有化后，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炭、航空、邮政及电讯等领域的公营。
欧洲各国在基础领域放弃完全排他的国家所有制，大体是从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后加速，其中放弃对电信的垄断只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放弃垄断的理由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经营的效率低下，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最次要的原因是政府难于筹集所需的资金。从欧洲基础领域的沿革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政府垄断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与成本高低无关，也不能以“今是而昨非”来解释。
3.中国政府资本的特色
初看起来，我国已经把政府资本的进退提上日程，比欧洲只不过滞后一、二十年而已。但是我们的政府资本有着诸多特色，不能与国外简单类比。
第一，政府的介入与垄断遍及各个产业，不限于基础领域。商业和纺织业是发达国家政府从未介入过的行业，我们现在“以纺织工业为突破口”，摆明了政府资本还要大进；经贸部官员最近提出国有商业要退，但仍须由政府持股35%，摆明了不想全退。另一方面，即使发达国家也是最近才开放电信业，我国则在加入WTO之后，允许外资数年内可持股49—50%。纺织与两弹齐飞，电信共商业并退，颇有进退失据之嫌。
第二，“垄断”有两层含义。政府垄断，是说禁止或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厂商垄断，是说由一家公司控制相当部分市场。发达国家的政府垄断基本上是合二而一的垄断，大众汽车、雷诺汽车都曾是国有企业，但是政府资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国大部分行业中，政府的垄断不含厂商垄断之意，例如上百家汽车厂几乎都有国资背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政府垄断，不如说是政府笼而不断、政府包揽更贴切一些。政府包揽而非垄断，有经营效率低下之弊，而无规模经济之利，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垄断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竞争”本来只有一层含义，是说不同资本所属厂商之间的拼抢。在我们这里则发展出了第二层含义，要求同一个老板的下属公司之间也要拼个你死我活。两大石油石化集团竞相高价收购加油站，激励民间资本更大规模地向加油行业投资。飞机制造业整体迎战波音及空中客车未必能操胜券，却先要拆成两家不相从属的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为“竞争”而拆分终于演变成某些行业为拆分而拆分，原有色总公司的资产重组动作就是拆成铝业、铜铅锌、稀有稀土三大集团公司；幸亏有些矿产品的共生性较强，否则焉知不会按元素表拆出十几家“中国”字头的集团公司。总之，政府资本之间的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可称天下奇观。
对于政府资本这些自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弊端，在基础领域市场化进程中不可不鉴。
二、基础领域投资的商业化与市场化
商业化与市场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业化的表征是盈利，市场化的表征是竞争。显然，商业化是市场化的前提；只有商业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才能够推向市场，只有商业化的基础设施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立足。不能盈利的项目，只好由政府来操办；不能盈利的企业，只好撤销或者改吃皇粮。
1.项目投资的盈利性
投资的盈利性是指：如果项目投资全部使用资本金（不含任何债务成分），是否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增值？更专业一些的提法是：项目全部投资按一定折现率折现的净现金流量是否能够大于等于零？如果要根据目前一般情况做出大致区分的话，可以把基础设施各产业方向的投资分为四类：第一类：纯公益性项目，产出服务无偿提供，不仅谈不上投资盈利，就连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也要从外部补充。第二类：低收费项目，产出服务虽有收益，但未必能够补偿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投资基本无法回收，更无法盈利。第三类：一般收费项目，营业收入补偿经营费用有余，但只能部分地实现投资回收，因此难以靠自身积累来完成更新性质的投资。第四类：能够全部回收投资、而且能够产生资本积累的项目。其中有些项目的投资盈利性超过一般竞争性行业。
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第四类。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多数地区和许多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无法盈利的，因此也难于迅速实现市场化。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
2.国有投资的可持续性
第一，我国目前多数基础设施项目无法盈利；第二，发达国家政府也无力为所有基础设施筹集资金，而我们的政府资本还要支撑各类竞争性产业；第三，我国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不如市场经济国家的民间资本。如果这三个论断同时成立，那么，我国基础领域的国有投资是靠哪些条件维系的？这些条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1）扩大国债发行。不管扩大国债还有多少余地，无非是用明天的收入平衡今天的预算，必然受制于上述第二个论断。
（2）扩大“产业基金”。“产业基金”的实质是预算外税收，它与财政收支的区别在于：首先，不经财政部门分配而直接由产业垄断部门用于投资；其次，提高了垄断产业的服务价格，不但能扩大供给，还有抑制需求之效。
有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本（例如统配煤矿）也曾想建立“产业基金”，终因不是垄断产业而未能建立。国家计委多次表示要把中式的产业基金和西式的风险基金等一并纳入麾下，但是一个得自税收一个得自私募，本质上无法笼而统之。“凡是各级政府依藉行政力量获得的各种收入，均是财政收入……我国实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已超过30%。”这一精辟的见解已发表4年，至今未引起重视；但“产业基金”仍未超出上述第二个论断，则无可置疑。
“产业基金”的负面作用在于它得自垄断，反过来加强了垄断。设想一下如果外资以独资方式进入相应领域，是否允许它们比照国有资本，征收机场建设费、电力基金、装机费等等？
（3）高负债，假可研，项目融资。这三条措施的共同效果是从银行圈钱，扩大金融风险。
从1987年起，对于外商投资的企业，我们规定资本金比例最高要70%（低于300万美元者），最低也要1/3（高于3000万美元者）。而1996年的《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对内资则放宽标准，最不具盈利性的行业（交通运输、煤炭）也只要35%的资本金，一般行业（电力、机电等）则20%即可，而且其对应口径不是全部投资。这些项目刚一建成就深陷80%以上的高资产负债率，难以摆脱“竣工投产之日就是清算破产之时”的先天性风险。
我们的可行性研究对所有项目都判断为可行，不但有良好的盈利能力，而且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但是国家计委、中国工程咨询公司的多次大样本后评价表明，绝大多数已建和在建项目无法全部偿还贷款本息，更谈不上盈利前景。
政府独资投资的情况下，是以项目融资方式来投还是以公司融资方式来投，本无多大区别。对于政府资本来说，项目融资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可以推进坏帐战略——即使100个项目都还不起贷款，也不妨再成立第101个项目公司。现行的、极大扭曲的“项目法人责任制”，正是坏帐战略的助推器，它把投资失败的责任从决策者身上转嫁到执行者身上。
（4）扩股融资。包括股票上市在内的扩股融资，越来越多地成为基础设施业的融资手段。国内股市口碑不佳、容量不大、对强化企业治理结构作用有限，所以业绩较优的大企业（含基础领域大企业）多到国外上市。扩股之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关键要看企业的经营效益；如果也是前脚上市后脚ST、PT，股民们未必会有持久的赌性。
3.如何造就市场化环境
市场化环境，也就是各类资本能够在同样的规则之下展开竞争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含外资）更多地介入基础领域，也有利于促使国有资本大大提高竞争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市场化、企业化、宏观间接调控，由此可知市场化是一个复杂艰辛的渐进过程。为使基础领域形成市场化环境，必须创造以下一些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
（1）明确的市场准入制度。近3年因为投资不旺，一些行政部门放出风来，欢迎国内民间资本大力投资；但是基础领域诸多行业，哪些鼓励哪些限制，并无明确的市场准入规定。例如国家计委说“只要不是禁止的产业，都可以投”，但又没说哪些方面禁止，显得诚意不足。对于外资的进入，由于这两年在加入WTO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原来的许多限制恐怕也已失效，同样必须有新的市场准入规定。
（2）政资分开，建立规制。政资不分是政企不分的基础，只有在分级所有的产权框架之下建立起出资人制度和所有者代表机构，才能分开政资。只有政资分开，才有希望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对基础领域各行业建立起规制，一来保护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二来促进公平竞争。
（3）严格的市场清除制度。这一制度主要针对政府资本，因为诸如欠债可以不还、干一个项目赔一个项目也不妨碍生存等有悖市场法则的做法，都是政府资本的特权。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和市场清除制度，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只会有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恶性竞争。竞争性产业的此类事例比比皆是，基础领域也不例外。
（4）建立信用机制。我国投融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在市场经济国家不成其为问题的严重问题，就是普遍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起源于国资、国企的这一弊端，早已发展成为社会通病。以分级所有为产权框架，对作为所有者的各级政府进行资信评价，以资信等级决定其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是治本的必要手段。
基础设施吸引民间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国资、国企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以电力行业为例，近年来已经对英国国家电力公司失信于宜昌，对西门子和以色列财团失信于日照。至于政府与国内民间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
（5）改革投资体制，清除行政壁垒。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诸项体制改革中最滞后的一环，亟待改革的问题成堆，难以尽述。就基础领域市场化而言，最大的障碍是项目前期工作中以审批制为代表的行政壁垒。涉外（外商、外资、国外设备）项目的商务，不批可研不得实质性谈判，不实质性谈判无法达到可研深度；谈成的条款未必能批准，批准的条款未必能谈成；这种连环套式的制约措施，实不知是何居心。国资的所有者缺位，严加审批尚有可谅之处；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所有者俱都健在，审批所为何来？同为电力项目融资，日照谈了3年多，中华谈了4年多，来宾B只谈了不到两年；不是广西谈判技巧高，是国家计委亲自下海操作，集谈判和审批于一身之故。来宾B之后并未形成通用的涉外项目融资条例，莫非今后审批权都将转化为咨询收入？
三、基础领域的国有资本运作
近期内基础设施投资仍将以政府资本为主。若要提高政府资本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必然涉及到国企、金融、投融资三大体制改革，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在基础领域的改革。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根据经济性质对项目做出分类，不同类型的项目有不同的资本组织方式。
1.按照公益性和商业性对项目做出划分
根据前述“项目投资的盈利性”，第一、二类项目是公益性的，第四类项目是商业性的，第三类项目在一定条件下（高资本金比例、低资金成本、不负责更新投资）可作为商业性项目看待。
2.不同的投资主体
公益性项目的投资主体只能是政府部门，筹资方式只能是以行政拨款为主。即使委托公司去操作，也只是借重公司的“基建”能力而非“投资”能力。就“投资”的严格经济含义来说，公益性项目只有“建设”没有“投资”。
商业性项目的投资主体应该是公司。为了实现商业化、公司化的市场运作，必须结合国企改革实现以建立出资人制度为核心的改革。第一，确立公司的投资主体地位，凡商业性项目不得由政府直接投资，必须由公司投资，同时由公司承担投资风险、享有投资回报和承担经济责任。第二，项目是否具有商业性，不能由政府部门或长官判断，要由公司自行判断。第三，要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形成责任约束，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督导功能丧失等问题。
3.项目的分割
一些兼有公益性和商业性的项目，是可以分割开来分别组织的，为此需要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搣项目攠概念。
例如，日本在国铁改革之前，铁路运输建设分为两部分。1969年建立的铁道建设公团负责铁路的建设，100%由政府出资（含公债）。铁路竣工后免费搣租攠给国铁进行商业运营，国铁只负担机车车辆和经营费用。即使这样，到1987年实施民营化时，国铁仍然欠了一屁股债，由此可见日本铁路运输的公益性。我国要求铁道部门一要筹资修路，二要筹资购车，三要高价买地，四要铺设没有财务效益的政策铁路，五要与其他运输方式竞争，六要资本保值增值厖好事都占全了，似乎天下确实有免费的午餐，现实吗？
类似西气东输这样出自公益性决策的项目，如果不作任何分割而按商业化项目来运作，恐怕没有多大成功的希望。
4.公司的整合
项目应该分割，公司必须整合。整合的目的是形成具有投融资功能和资本运营能力的大企业，以备在加入WTO之后面对国外大公司，具有本土作战的能力。出国作战一时还谈不上。
由于资源配置能力被行政条块肢解得七零八落，有些产业的即使能整合，难度也相当大。例如，欧洲的自来水产业是由大公司主导的，而我国的供水业则完全是各城市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自足）的小农式产业。尽管如此，以分级所有为产权框架，每一级政府把下属基础领域中的商业性企业尽可能地加以整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层级的大型公司，这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没有这种整合，就谈不上把存量资产转化为增量投资，就不能为投资公司提供大型平台。
对于新建的商业化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公司融资的方式来投资建设，只有在需要引入多元化主体的情况下，才宜以项目融资方式进行。公司融资比起项目融资来，有着更多的扩充权益资本的途径，也有着更多的提现、变现手段，还能更多地获得债务资金的支持，唯一的不便之处是不能推卸责任。
早经整合、从未分割的国有资本（例如铁路、电力），如果不是出自民营化的考虑，是否应该分割、为了什么目的而分割，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重大事项。仅仅放弃厂商垄断而不放弃政府包揽，恐怕只能是失其利而得其弊。
应下大力搞好资本运作
党中央作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体制转轨、机制转换，实现经济转型、结构优化、实力增强、效益提高，即运行市场化、产业高新化、经济现代化。这是由计划经济的老工业基地向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历史性跨越。积极推进由物质形态的资产管理向价值形态的资本运作转变，是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关键环节。
一、抓紧建立国有资本运作体系
改造和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主线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的分布和组织结构等。所有制结构调整是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减少比重，提高质量，增强控制力和主导力，同时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产业结构调整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创造新的产业优势；国有企业分布与组织结构调整是要实施战略性重组，择优壮强，解决数量过多、分布过散、重复建设严重、资产利用率低等问题。所有这些，实质都是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重组。这种优化重组决不能运用计划经济那种行政指令式的“关、停、并、转”，而必须把僵滞化的“死资产”变成价值形态的“活资本”，使之按市场机制合理流动，从而向关键领域、新兴支柱产业、优势企业相对集中。同时，还要用一定量的优质国有资本吸纳多方面的社会资本，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起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这一切，都需要进行巧妙、大力度的资本运作，使资本聚集、裂变、扩张、增殖。
资本运作必须有主体。在此前的改革中，我们比较注重微观层面的资本运作，即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但效果不甚理想。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不充分，即国有企业经营资本的“自主权”还不够大，还严重受制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体制。要对症下药，必须从宏观层面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构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使政府“到位”而不“越位”。
当然，国有资本运作体系的具体格局和形式还可以探索，上海有上海的方式，深圳有深圳的办法，我省也应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大胆试大胆闯，全力攻坚，力争尽快有较大新突破，开创出新局面，使老工业基地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大大增强。
——国资委（局）的职能与财政部门彻底分离。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建立公共财政，负责解决“吃饭”问题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国资委（局）则主要负责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以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率在关键领域构建主导产业，形成国民经济的强大主导力。
——政府从习惯性地指挥企业、经营项目的繁重事务中解脱出来，只作市场竞争的“裁判员”而不再当“运动员”，集中主要精力研究战略性发展规划，制订科学的政策，完善必要的法规，实行公平的市场监督，提供高效的社会服务。
——国有资本的优化重组将大大加快。专职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能够确保出资人到位，并且使责、权、利相统一，大大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国有企业有了充足的“自主权”和“自主钱”，将以更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发挥最大的智慧和潜力进行生产经营，大大增强市场竞争力，创造出最佳经济效益。
——盘活“死资产”，使之成为可流动的“活资本”，激活民间资本，形成多方融资、活力竞相迸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兴旺局面。
二、充分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
社会生产、经济运行，总的来说就是物质生产资料同人的活劳动相结合。结合的不同方式形成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在以往的市场经济中，只把物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而把人的劳动力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资本统治雇佣劳动。但实际上，人的活劳动才是创造商品价值从而使物质资本增殖的唯一源泉。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日益显现，人在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作用更大，往往会产生经济增长、效益提高的倍数效应。因此，人力绝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主要源泉——决定性的资本。
充分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就是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让劳动者以工资形式得到必要劳动报酬，还要以资本投入形式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如设立人力资本股，具体包括劳动股、技术股、管理股等。掌握的科学技术越多，管理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大，其人力资本的增殖力就越强，所得的股份、股权就应越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振兴老工业基地，必须在这方面深化改革，开创出新路子。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突出体现在高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振兴老工业基地尤其要下大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树立强烈的“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观念，制定相应的政策，广聚人才，下大力建立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人才高地。目前，我省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如全薪退休、专家优诊等尚未完全落实，国企经营者年薪制、股票期权制试点等也未大力推进。对此应深刻反思，尽快改进。此外，还应进一步制定鼓励海外学子回归、高科技人才高薪酬等特殊优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孔雀东南飞”的局面，让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领导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都能在辽宁大地充分展示才华，为加速振兴老工业基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加快推动企业境内外上市的若干思考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发展资本市场已做了明确的部署。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推动企业境内外上市，是各地解决企业融资难、促进企业制度创新、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如何结合地方的实际，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已成为泉州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的实践经历
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全市先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35家，总股本36亿股，其中境内上市公司5家，通过改制、上市、配股等形式筹集资金30亿元，另有境外上市企业12家，筹集资金19亿多港元和4300万新加坡元。通过改制上市不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改变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缺陷；同时通过资本市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泉州市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成为泉州市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泉州市十多年的股份制改革是福建省股份制改革与上市历程的一个缩影。它经历了一个理论认识与实践逐渐深入，旧思想与新观念、老体制与新体制激烈碰撞，在探索中总结，在实践中完善，并逐步走向成熟、规 范的过程。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大体上可分为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快速推进三个阶段。
(一)起步探索阶段(1991年至1996年)
1984年11月，中国首家股份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标志着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开始进入并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提出“积极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后，股份制突破了多年的思想桎梏，重新焕发活力。泉州作为改革开放地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民营经济集聚区”，1991年8月首家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福建省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一福建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揭开了泉州股份制改革与上市的序幕。从1991年至1996年底先后有7家股份公 司成立，改制企业涉及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2家企业上市，即福建豪盛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福建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此阶段由于对企业改制上市及资本运作缺乏认识以及受其他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泉州市设立的股份公司数量少，股本规模小，股本总额43890万股，平均股本为6270万股，筹资额少，共筹集社会资金38260万元，平均每家筹资5465万元，股份制改革步伐相对缓慢，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二)稳步发展阶段(1997年至2000年)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这为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1999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证券法》，以法律形式规范资本市场运作和规范交易行为。社会各界及企业对股份制作用的认识与实践逐渐深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企业境内外上市进入稳步的发展时期。此阶段，泉州市改制设立股份公司较多，共成立14家股份公司；股本规模较大，股本超亿元的公司3家，股本总额111118万股，平均股本为7937万股；筹资额较多，共筹集资金80545万元，平均每家筹资5753万元；改制企业有国有、外资、“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数额多，福建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配股，从证券资本市场募集资金3118万元；福建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2家股份公司加大资本运作步伐，实施增资扩股，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企业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福建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两次增资扩股和转送股，股本从6880万股增至18700万股，筹集资金13887万元。福建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扩股2430万股，筹集资金3888万元。与此同时，境外上市也拉开序幕，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相继在香港主板或创业板市场上市，筹集资金16亿港元，其中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新发行2．5亿股，筹集资金7亿港元，在境外上市的泉州民营企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此阶段，由于对企业改制上市及资本运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泉州市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由境内向境外拓展的股份制改革与上市之路初具雏形。
(三)快速推进阶段(2007年以后)
2001年，我国股票发行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取消股票发行额度控制，采取股票发行核准制，股票发行从向国有企业倾斜转向各种类优势企业。股票发行实施核准制将上市机会公平地赋予每个企业，为优质的民营企业发行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政府抓住机遇，顺势而为，适时加大对改制上市的扶持、引导力度，成立了泉州市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加大了对企业改制上市规划引导、上市资源培育、资本运作知识培训的力度。先后出台《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经济的意见》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泉州市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和上市力度，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力度加大，成效显著：一批规模较大、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二轻”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及其他民营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相继进行股份制改制。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成立股份公司，总数占全市股份公司的40％，股本超亿元的股份公司有4家。此外福建恒顺洋伞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上规模、效益好的民营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制工作。企业上市速度快，福建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在境内上市。其中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泉州市首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企业。非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力度加大，福建华辉石业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股份公司实施增资扩股，筹集社会资金近5亿元，筹资额占全市非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筹资额的74％。股份公司运作规范：股份公司大部分都能根据《公司法》及有关股份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企业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发生丁根本性转变，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经营管理之路，为企业上市做好准备，也为泉州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阶 段，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工作出现了良好势头，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运作更加规范，在筹集社会资金、扩大融资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结构调整、产权制度改革和提升企业知名度乃至城市知名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推动企业改制上市中存在的问题
受思想观念、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泉州市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数量仍偏少、规模偏小，再融资能力偏弱，股份有限公司在发挥行业龙头带动的作用方面还不够强，上市资源储备不足等问题，特别是与民营经济同样发达的江浙地区相比弱势更加明显。如江阴市共有15家公司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形成了主业强、业绩优、发展快、具有独特优势的“江阴板块”，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再如绍兴市共有23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从证券市场筹资达77．77亿元，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首批企业中有4家绍兴公司。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企业自身的内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客观因素。
(一)企业自身方面存在的问题
1．企业思想观念滞后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也是证券市场的主体。企业对上市的认识和态度对企业上市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民营企业是泉州市改制上市的主体，由于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脱胎于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等，虽然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敏锐的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等优点，但受制于知识和学识水平，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存在“小富即安”、“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发展”的局限，加之对改制上市规则、程序、步骤、要求不熟悉，担心改制上市后企业的经营运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也担心股权多元化后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一些具备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因此错失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机。此外，泉州地区民间资本充裕，民间筹资快、渠道广、手续简便，在对资本市场缺乏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也影响企业通过改制上市筹集资金的积极性。
2．历史遗留的包袱沉重
泉州市多数民营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就从家庭作坊开始逐步发展，经历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不规范等历史原因，因此存在着挂靠集体经营，产权、股权模糊、“账外账”，以及生产经营用地手续不完整等问题，理清这些旧账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部分民营企业家担心梳理旧账的过程中被追究法律责任。此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还有各种地方性的税费优惠措施等，由于缺乏合法的行政授权，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存在补缴或返还所享受的优惠税费的可能，造成企业大量的现金流出，导致部分有实力、具备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裹足不前，“不敢改制”、“不敢上市”。
3．生产经营管理及技术水平较低
泉州市民营企业多数是由个体工商户演变而来，企业内部产权界限模糊，组织管理、决策家族化，家族式管理特征明显，这种运作方式在企业初创阶段比较有成效，但当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时则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在许多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尚未分离，家长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企业主集董事长、经理、财务等权利于一身，而且公司内部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多是家族成员，这对于企业形象的树立极为不利。另一方面，泉州市不少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且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从事的只是产业链的中下游，甚至是最低级的简单组装和加工，缺乏核心技术：利自主知识产权，设备科技含量低，技术改造滞后，自主创新能力差，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发展后劲不足，难以达到境内外上市要求。
(二)外部环境方面
1．受法律、法规、政策的制约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初衷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上市门槛高，市场化程度较低。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证券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小企业上市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资本规模、赢利记录及融资额度等方面的限制，中小民营企业上市的门槛仍较高，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层次较单一，上市“保荐制”与“通道制”并存，企业股票发行与上市竞争仍然激烈。
2．受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仍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存在局限，资本市场上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加上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证券市场多年持续低迷，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平平甚至亏损。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在5％以下的上市公司占全体上市公司的比例依次为3.96％、4.67％、4.67％，呈递增之势；而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的上市公司占全体上市公司的比例依次为38％、30％、26.8％，呈逐年递减之势。2001年股市的流通股市值为1．7万亿元，剔除新股上市融资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流通股市值减少了8000亿元。此外，近年来我国证券公司违规问题屡见不鲜，银广厦、东方电子等一系列造假事件频频曝光，新疆德隆系神话的破灭等一系列事件，在影响广大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也降低了证券市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部分优质的民营企业至今仍在证券市场外徘徊。
三、加快企业境内外上市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进入新一轮加速发展期。中共十六大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任务。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出发，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各部委正在出台有关配套措施，加大力度落实国务院若干意见。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得到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小企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更为泉州市加快利用资本市场创造了新的契机。泉州市要把资本运作与产业运作相融合，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改制上市，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培育五大新兴产业，整合提升五大传统产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优势产业群，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升整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实力，实现泉州市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改制上市
1．转变政府的观念
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把企业改制上市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将利用资本市场与利用外资、招商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认识，加大对各类企业改制上市的政策扶持和工作支持，鼓励符合产业政策、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改制上市。在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充分发挥指导、协调功能，贯彻落实《泉州市人民政府扶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改制过程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降低企业改制上市成本。
2．转变企业的观念
通过产业由小到大的运作，达到资本由少到多的积累，逐步实现企业发展壮大，是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传统的产业运作模式。当前，随着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传统的产业运作模式已难以适应企业跨跃式发展的需求。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及时转变观念，超越故步自封的经验模式，摆脱“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发展”的思想，树立长远的发展战略。在改制上市过程中，企业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既不要抱有“一股就灵”的思想，也不要把企业上市、资本运作简单地理解为筹集资金的短期行为，而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改制与上市视为实现发展战略的一种手段，做大做强企业，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股份制改革与上市步伐，培育市场的主体
1．加快股份制改革
实践表明，股份制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组织形式，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形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区域竞争力。当前，要以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和战略调整为契机，重点推进一批国有全资或控股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革，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国有商业、外贸、建筑业、水利水电、公用事业等领域，促使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增强企业活力。围绕五大传统优势产业、五大新兴产业和重点培育的25个经济板块，将符合泉州市产业发展规划的传统产业的行业龙头企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纳入上市后备资源库，作为重点培育改制上市的后备企业。
2．加快企业境内外上市步伐
要综合境内外上市的利弊，结合自身的特点，坚持“两条腿”走路、内外并举的上市策略，选择在境内或在境外上市。一方面，抓住深圳中小企业板块启动的机遇，整合全市优势资源，重点支持对本地经济发展全局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改制上市；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境外上市的优势和潜力，在原有基础上，引导企业以H股、N股、S股等方式在境外直接上市，构建海外泉州板块，逐步扩大境外上市融资的规模和影响力。
3．提高上市公司效益
上市公司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扩大经营规模和再融资能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通过吸收合并、配股、定向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形式，加大跨地区、跨行业投资，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其成为推动泉州市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市场主体，成为推动泉州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福建风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联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上市公司强强联合，创建服装城，促进产业聚集，发挥规模效应。
(三)加快企业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1．树立现代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要把改制上市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结合起来，发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约束机制的功能作用；要把利用资本市场与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管理结合起，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要根据改制上市后的新形势、新要求，增强职业化经营管理理念；要加强企业接班人培养，并通过公开招聘、市场选聘和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择经营管理人员，加快企业高管人员市场化和职业化进程。
2.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健全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构成的紧密有序、互相制约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其着力点：建立健全股东大会，使其切实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对公司重大决策享有最终决定权；完善董事会结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强化董事的诚信、勤勉义务，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监事会要对出资者负责，对公司职工负责，董事、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3. 提高企业资金的筹资与运营能力
管理运用大资金和管理运用小资金属于完全不同的管理思路和风格。民营企业在上市前规模普遍较小，但公司上市后资产规模会出现成倍的增长。民营企业要加强对大资金的管理和营运能力，特别是当其股票发行，筹集资金规模迅速膨胀后应注重加强管理和营运能力。而提高运用大资金的能力，关键要健全内控系统、引进优秀管理人才和建立有效的投资决策机制，通过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尽量减少投资决策的失误。
(四)调整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传统产业方面，发挥福建风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示范带动作用，在纺织服装、建筑建材、工艺制品、食品饮料、机械制造五大传统优势产业中选择一批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在境内上市。近期，要推动福建冠福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等完成上市辅导验收的企业加快上市步伐；要推动安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通过资本运作，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实现企业低成本扩张。
在新兴产业方面，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修船造船、汽车制造、旅游服务是泉州市今后要着力培育的五大新兴产业。要根据泉州市的实际，以“炼化一体化”项目启动为时机，组建石化行业的股份公司；加快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等电子信息企业改制上市步伐，培育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加快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工作的步伐。
(五)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和中介机构，构筑支撑服务体系
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在竞争中将处于主动的地位。改制上市是一项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性强、法律要求严的工作，需要财务、投资、法律、技术、营销、企业管理和战略策划等多层次的专业性人才参与。企业改制上市归根结底也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泉州市要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加快高层次财务、金融、法律等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要大力发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资信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要鼓励境内外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来泉州发展，培育诚实守信、运作规范、治理机制健全的中介群体，为企业改制上市服务。
关于加快推动南岸区企业上市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重庆证券市场发展的意见》（渝府发〔2006〕153号）精神，充分调动我区企业上市积极性，加快我区企业在境内外上市步伐，鼓励优势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优做强，切实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现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企业上市工作，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筹集社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手段。企业上市不仅是最直接有效的引资方式，也是现代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我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区仅有1家上市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实力、拟上市资源储备，还是企业的思想观念和上市积极性、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沿海地区比较，都有很大差距。全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推动企业上市，无论是政府或企业均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对企业来说，上市能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短缺“瓶颈”问题，能快速扩张企业规模，规范企业经营和管理行为，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知名度，吸引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的成就感。对政府来说，上市企业能上缴大量税收、促进企业运行机制的转换、提供大量的社会就业机会、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知名度。
二、明确目标，分步实施
（一）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指导思想
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调动企业上市积极性，围绕扩大直接融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植拟上市资源，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企业上市。通过抓企业上市工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企业整合重组、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实力不断壮大，提升企业名牌效应，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切实提高我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发展目标
——优选、储备一批。全面排查，认真筛选，将净资产2000万元以上，三年销售收入累计15000万元，且三年净利润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除外），优先储备为区重点培育上市的企业。
——重点培育一批。将确定为区重点培育上市的企业，纳入区拟上市公司储备库，并力争今后每年规范完成5家左右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工作，以初步达到上市条件。
——促进上市一批。2007—2008年，力争2家企业上市，争取到2012年有10家企业上市。
——做大、做强一批。力争在3年内，通过资产重组等多种形式，提升我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和规模，努力扩大再融资规模。
三、落实责任，齐抓共促
（一）加强领导，强化服务，为企业上市营造良好环境
更新思想观念，增强上市意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涉及上市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企业上市工作，努力学习发达地区企业上市先进经验及企业上市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努力掌握企业上市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企业上市意识，从推动全区经济发展出发，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加快步伐，争取企业上市工作早日取得突破。
建立专门机构，抓好工作落实。一是成立南岸区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全区企业上市工作。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规划、建设、计划发展、经贸、经委、科技、国土、工商、房管等部门的职能作用，主动帮助解决好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和证券机构等市场主体在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上市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成立南岸区上市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区企业上市规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研究提出政府对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和奖励办法，负责培育和挖掘拟上市企业资源，组织开展拟上市企业的培训和外出考察学习，牵头协调上市主管部门。按照“一企一策，特事特办” 原则，帮助解决企业上市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加强联系交流，建立健全机制。通过建立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合作机制的形式，加强与市金融办和证券监管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提高企业申报上市的效率和通过率；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联系与交流，建立起企业资源库、专业机构库、专家库和信息交流平台，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建立健全企业上市协同管理、共促发展的工作机制。
（二）推进股改、规范管理，挖掘优质上市资源
针对我区一些企业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家族制、财务状况较混乱等方面问题，要加大对企业改制上市的协调力度，支持企业申报上市。对符合产业政策、具有发展优势的各类优质企业要加快改制上市工作的协调、支持力度，加大政策扶持，降低企业改制上市成本。对拟上市企业存在的问题，要本着尊重历史、有利发展的原则妥善处理。区计委、区科委、区经委、区财政局等部门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拟上市企业申报高新技术和技术创新优势企业，申请国家和市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创业基金等各项政策性扶持资金。财政、税务、国土、房管等部门要按规定减免拟上市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办理资产置换、剥离、收购和财产登记过户的交易税费，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融资能力。
（三）政策优惠，分类指导，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上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企业上市过程中主要起引导和扶持作用。要认真研究、部署全区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上市融资等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对企业在上市前、中、后三个阶段提供全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拟上市企业税费减免，土地出让金返还等，重点解决好拟上市公司在进入券商辅导、争取上市期间，企业赢利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上缴所得税的扶持政策问题。
上市是企业行为，决策权在企业家。政府在政策引导和扶持企业上市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企业家的培养。要通过学习培训、外出考察等手段，努力在我区培养一批能学习、肯吃苦、善用人、有胆略、胸怀宽、素质高的企业家，打造一批经营成功、治理结构规范、财务清晰、高成长性的企业，从而切实提高企业自身实力，增强企业上市意愿，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四）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抓好企业上市工作，离不开专业人才的作用发挥。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区上市办要紧紧围绕企业上市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快企业上市和中介机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充分发挥证券市场专业人才的作用，积极为我区企业上市工作献计献策。对专业人才的业绩，要根据贡献大小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专业人才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要积极主动关心，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陈志武：资本化的奥秘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00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
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的有因。
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流通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跟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跟钱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那么，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多了？简单说，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席，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絮合算。——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还有路要走。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分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去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的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
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正在改变“钱”的含意
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转型与变革从许多方面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原来，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充分市场化、交易充分自由的规则下，“东西”才能更可靠地转换成“钱”，才能“钱化”。同样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资源与“资产”、很多未来收入，但它可能没有金融资本，只能靠从资本化能力强的国家引进外资；只有在产权明晰、产权与契约权利保护可靠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认金融票据、证券等权证的价值，未来收入与资产才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过去28年以及在不久的未来所经历的金融化发展是美国过去150年的缩影。正如前面所说，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除美国经济货币化的变迁历程之外，更令人启发的是美国经济“资本化”发展的故事。虽然证券市场在18世纪末就出现在美国，但金融市场的大发展却是1860年后的事情。到1900年时，美国各类证券与金融票据(包括银行存款单、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等)的总价值是6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的3.2倍，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美元的GDP，有3.2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945年，各类金融票据和证券的总值为一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到1970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升到4.8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1980年时，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破新高，14万亿美元，是GDP的5倍；可是，在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一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这129万亿美元中，股票市场占21万亿美元，债券占28万亿，住房按揭贷款占11万亿，消费者贷款占2.5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对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的“钱化”和“资本化”能力也让其自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以致于其金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占GDP的份额超过35%。资本化的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财富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意义。其实，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一般的看法是把过去200年美国经济的奇迹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完全忽视金融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根本性贡献。可是，如果离开美国式的金融资本模式，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创业能量这么强。更何况，虽然美国式资本化会大大增加流动性、增加“钱”的供应量，却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资本都跟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这跟一般的货币金融有明显的差别，政府的信用货币更容易被滥发，后者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换言之，美国式金融资本的发行是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因此滥发空间较小；而传统的信用货币由政府发行，由于政府的权力垄断地位，它更容易滥发钞票。所以，今天由资本市场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跟传统经济中货币发行过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球资本供应的确多，但物价却不飞涨的原因。
以前，当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还剩下许多”，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盖茨有钱”，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盖茨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是一个“过去”加“未来”的概念。也就是说，盖茨500亿美元财富的大部分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更确切地说，是微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人的“钱”指的只是过去的收入，而美国人的“钱”包括过去加未来的收入，那么，即使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完全一样，美国人也显得更有钱，中国照样需要从美国引进外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是资本化技术改变了“钱”的含意。这就是资本化的奥秘！
好在中国也在加速资本化的运作，在GDP增长的同时，也在利用美国式的资本化机器给中国社会创造大量的金融资本，让美国式的资本秘诀在中国发挥作用。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将未来收入流通过资本化变现的能力增加之后，“钱”的含意在中国也在改变，今天中国人可以花的“钱”也包括过去剩余的收入加部分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结果是中国的钱也越来越多。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陈志武：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在不久前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如果简单点讲，就是给老百姓以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资本化”概括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脉络，并认为“资本化”与WTO是第二阶段改革成就的根本推动力呢？这跟买卖自由、选择自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些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恢复，还不等于有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就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又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此为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中小企业的资本运作
摘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本文研究了企业从资本原始积累、规模经济到借助资本市场之力成为大型成功现代企业的一般过程。探讨了企业如何在产品运作的基础上，实现无形资产有形化、有形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货币化的重要过程并以此获得高速发展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企业核心竞争力；资本运作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指两方面：一是企业在产品市场方面的竞争力，体现在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上；二是企业在资本市场方面的竞争力，即企业的资本市场判断能力和对接能力。对一般中小企业而言，大多具备一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否则企业也难以发展壮大。但是，多数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较差。一条腿和两条腿比赛，显然在发展上占不到优势。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中小企业资本运作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资本市场欢迎什么样的企业
买房子，第一要素是地段，第二要素是地段，第三要素还是地段。搞项目，第一要素是行业，第二要素是行业，第三要素还是行业。要想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资本市场欢迎什么样的企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行业所属是十分关注的。作为企业家，尤其是在中国，一定要学会根据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来寻找经济热点，审时度势。
1、经济走势
先分析一下我国过去十年来及未来五年的经济走势，见表1
表1：我国过去十年来及未来五年的经济走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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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1991-1996
(八五) |
1996-2000
(九五) |
2001-2006
(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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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市场经济得到确认，
但传统观念犹存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建立，市场观念深入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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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
尚未告别短缺经济，解决温饱是头等大事 |
商品供求关系开始改变，奋力奔小康 |
初圆小康梦，多数产品供过于求，内需不足，通货紧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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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
初步开放，外资进入谨小慎微 |
尝试与国际接轨，外资进入 |
经济全球化，入世，参与国际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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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 |
重数量增长，重速度加快 |
经济体制改革，增长方式改变，产业结构调整 |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
这个走势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市场经济让企业处于更加激烈的竞争之中，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二，我国正在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调整中有许多机遇，企业应尽快找到属于自己可以把握、利用的机遇。
2、行业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3月10日公布的报告，重点行业按生产增长情况划分为四类，见表2。
表2：重点行业生产增长情况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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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行业 |
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邮电通讯、石油化工、医药制造、旅游、纺织服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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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增长行业 |
家用电器、汽车、机械设备制造、建材、钢铁、房地产、电力、铁路运输、交通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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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增长行业 |
烟草、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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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行业 |
煤炭 |
重点行业按增长速度划分可分为三类，见表3。
表3：按增长速度划分的行业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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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加快的行业 |
石油化工、旅游、房地产、电力、钢铁、建材、纺织服装、医药制造、铁路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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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平稳的行业 |
建筑、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邮电通讯、家用电器、汽车、机械制造、交通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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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降势减小 |
烟草 |
从表2、表3的表格情况看，石油和化工业是最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行业之一。据统计，2000年该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30%，销售收入达13260亿元，比上年增长12.9%，全行业预计实现利润1080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石化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出现重大转机，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国家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逐步到位，有效地拉动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二是石油、石化两大集团重组、改制的优势开始显现，特别是两大集团相继在国际市场成功上市，有力地推进了企业运营模式的转变；三是国际油价上扬，带动国内石油和部分石化产品价格提高，对整个行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和效益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简言之，是政策、环境、资本运作起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表2和表3中行业所处的位置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如煤炭业，今年的表现就不俗，各项指标上涨幅度喜人。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选择一个行业，不仅要看它的现状，更要摸准它的发展趋势，弄清楚是否有潜在优势。
3、定位
企业家可以从三维角度研究一下自己企业的定位。如图1 所示，我们以X轴代表企业所处的行业，以Y轴代表按固定资产计量的企业规模(单位，亿元)，以Z轴代表以增长速度衡量的企业成长性和可持续性。了解一个企业，并不是单一在哪根轴上距0点越远越好，而是要考虑到三维空间中综合位置距0点的距离。
由上述可知，中国的资本市场欢迎有高成长性、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企业，即企业定位三维图上综合定位距0点有较佳位置的企业。有了清楚的定位，我们就可以以此对自己企业的下一步发展作决策。如对西部的企业而言，西部大开发、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等大的项目，都是西部企业的机遇。有没有高成长性、有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资本市场对企业最为关注的两点，其中IT、生物制药、新材料是三大热点。
企业常用的融资手段
企业家最现实的经常头痛的问题是：缺钱。企业家是富有的穷人。有钱是暂时的，缺钱是永恒的。有了钱就要上项目，项目一铺开马上缺钱。
过去是小企业缺钱，民营企业缺钱。2001年3月全国人大及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之后，各种体制的企业都“同等待遇”了，“缺钱”，也就成了几乎所有企业的通病。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缺钱程度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找钱方式，即“融资手段”。融资方式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
1、通过企业内部的体制改革来融资
企业在创业之初，往往以独资的形态出现，通常是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法律上承担无限责任。随着企业对资金的进一步需求，于是增加了合伙人，成了合伙企业。此时企业在法律上仍承担无限责任。由于企业扩展迅速，企业认为有必要再引进股东（目的是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企业发展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此时企业在法律上承担的不再是无限责任而是有限责任了。当股份公司再达到一定要求时，即可上市。此时股东从定向募集到向社会公开募集，公司社会化，融资能力大大增强。这个过程，表面上是公司在进行体制改革，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融资效果。这就是通过企业内部的体制改革来融资，是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上述这些体制当中，上市公司具有的融资能力最强，详见下述。
2、外部融资
外部融资现在主要有三类方式：
一是国家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质上的扶持，包括火炬计划、创新基金、技改贴息、银行给高新区授信额度等多种方式，企业可以找当地政府的各级科委、经委、计委等职能部门申请。我们有些企业仍然以“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理念管理企业，使企业发展缓慢。建议企业家赶快走出去，积极推广自己。只要你的技术和产品有市场竞争力，就一定会得到出乎你意料的宝贵的第一桶金。
二是以兼并的方式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兼并可以是零资金启动方式，甚至负资金启动方式。兼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金购买。很多中小企业不敢做兼并，是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不等于没有足够的资产，更不等于没有足够的资本。你的实力不仅仅是你口袋里的现钱。你的产品，你的市场，你的专利，你的诚信，你的信息和一切一切的有形的资产和无形的资产，都是你的资产，都是你的实力，都足以使你有能力去蛇吞象，使自己的企业迅速扩张。兼并的好处还不仅仅只是扩大企业规模，它的另外的好处是可以调整企业的资产结构。我们许多民营科技企业，以某一项核心技术起家，公司的无形资产比重很高，有形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很少，就是银行同意贷款也无固定资产抵押，造成资金流不通畅。所谓兼并，主要是兼并对方的固定资产，这就正好解决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资产结构中“头重脚轻”的问题。
三是寻求风险投资和国际资本。我们很多中小企业觉得此举太遥远，不现实。其实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关键是：第一，你的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二，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说服你的融资伙伴；第三，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具有国际水准的商业计划书。大胆地试一试，没准就会有意外的惊喜。
什么叫资本运营如何有效运作？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对集团公司所拥有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存量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增值。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企业的资本运营分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收缩两种运营模式。
一、扩张型资本运营模式
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的资本结构下，通过内部积累、追加投资、吸纳外部资源即兼并和收购等方式，使企业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大。根据产权流动的不同轨道可以将资本扩张分为三种类型：
1、横向型资本扩张
横向型资本扩张是指交易双方属于同一产业或部门，产品相同或相似，为了实现规模经营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横向型资本扩张不仅减少了竞争者的数量，增强了企业的市场支配能力，而且改善了行业的结构，解决了市场有限性与行业整体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的矛盾。青岛啤酒集团的扩张就是横向型资本扩张的典型例子。近年来，青啤集团公司抓住国内啤酒行业竞争加剧，一批地方啤酒生产企业效益下滑，地方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寻找“大树”求生的有利时机，按照集团公司总体战略和规划布局，以开发潜在和区域市场为目标，实施了以兼并收购为主要方式的低成本扩张。几年来，青啤集团依靠自身的品牌资本优势，先后斥资6.6亿元，收购资产12.3亿元，兼并收购了省内外14家啤酒企业。不仅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壮大了青啤的实力，而且带动了一批国企脱困。2003年，青啤产销量达260万吨，跻身世界啤酒十强，利税总额也上升到全国行业首位，初步实现了做“大”做“强”的目标。
2、纵向型资本扩张
处于生产经营不同阶段的企业或者不同行业部门之间，有直接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之间的交易称为纵向资本扩张。纵向资本扩张将关键性的投入产出关系纳入自身控制范围，通过对原料和销售渠道及对用户的控制来提高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
格林柯尔集团是全球第三大无氟制冷剂供应商，处于制冷行业的上游。收购下游的冰箱企业，既有利于发挥其制冷技术优势，同时也能直接面对更广大的消费群体。从2002年开始，格林柯尔先后收购了包括科龙、美菱等冰箱巨头在内的五家企业及生产线。通过这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格林柯尔已拥有 900万台的冰箱产能，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具备了打造国际制冷家电航母的基础。格林柯尔集团纵向产业链的构筑，大大提高了其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混合型资本扩张
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之间没有直接投入产出关系和技术经济联系的企业之间进行的产权交易称之为混合资本扩张。混合资本扩张适应了现代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要求，跨越技术经济联系密切的部门之间的交易。它的优点在于分散风险，提高企业的经营环境适应能力。拥有105亿资产的美的集团一直是我国白色家电业的巨头，2003年的销售额达175亿元。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美的从来没有偏离过家电这一主线。专业化的路线使美的风扇做到了全国最大，使空调、压缩机、电饭锅等产品做到了全国前三名，巨大的规模造就了明显的规模优势。然而，随着家电行业竞争形势的日益严峻，进军其它行业、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美的集团的现实选择。与此同时，美的在资本、品牌、市场渠道、管理和人才优势等方面也积累到了具备多元化经营、资本化运作的能力。审时度势之后，美的毅然作出了从相对单一的专业化经营转向相关多元化发展的战略决策。2003年8月和10月美的先后收购了云南客车和湖南三湘客车，正式进入汽车业。此后不久，又收购了安徽天润集团，进军化工行业。在未来的几年中，美的将以家电制造为基础平台，以美的既有的资源优势为依托，以内部重组和外部并购为手段，通过对现有产业的调整和新产业的扩张，实现多产业经营发展的格局，使美的最终发展成为多产品、跨行业、拥有不同领域核心竞争能力和资源优势的大型国际性综合制造企业。
二、收缩型资本运营模式
收缩性资本运营是指企业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内部某一部门或分支机构转移到公司之外 ,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它是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而进行的重组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以及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收缩性资本运营通常是放弃规模小且贡献小的业务 ,放弃与公司核心业务没有协同或很少协同的业务 ,宗旨是支持核心业务的发展。当一部分业务被收缩掉后 ,原来支持这部分业务的资源就相应转移到剩余的重点发展的业务 ,使母公司可以集中力量开发核心业务 ,有利于主流核心业务的发展。收缩性资本运营是扩张性资本运营的逆操作 ,其主要实现形式有 :
1、资产剥离。资产剥离是指把企业所属的一部分不适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资产出售给第三方 ,这些资产可以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也可以是整个子公司或分公司。资产剥离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 )不良资产的存在恶化了公司财务状况；(2 )某些资产明显干扰了其它业务组合的运行；(3 )行业竞争激烈 ,公司急需收缩产业战线。
中国人寿在上市之前，就进行了大量的资产剥离。2003年8月，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一分为三：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超过6000万张的1999年以前的旧保单全部被拨归给母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而2000万张左右1999年以后签订的保单，则以注资的形式被纳入新成立的股份公司。通过资产剥离，母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担了1700多亿元的利差损失，但这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在美国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铺平了道路。
2、公司分立。公司分立是指公司将其拥有的某一子公司的全部股份 ,按比例分配给母公司的股东 ,从而在法律和组织上将子公司的经营从母公司的经营中分离出去。通过这种资本运营方式 ,形成一个与母公司有着相同股东和股权结构的新公司。在分立过程中 ,不存在股权和控制权向第三方转移的情况 ,母公司的价值实际上没有改变 ,但子公司却有机会单独面对市场 ,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公司分立通常可分为标准式分立、换股式分立和解散式分立。
3、分拆上市指一个母公司通过将其在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份，按比例分配给现有母公司的股东，从而在法律上和组织上将子公司的经营从母公司的经营中分离出去。分拆上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拆包括已上市公司或者未上市公司将部分业务从母公司独立出来单独上市；狭义的分拆指的是已上市公司将其部分业务或者某个子公司独立出来，另行公开招股上市。分拆上市后，原母公司的股东虽然在持股比例和绝对持股数量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可以按照持股比例享有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分成，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子公司分拆上市成功后，母公司将获得超额的投资收益。
2000年，联想集团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调整，对其核心业务进行拆分，分别成立新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2001年6月1日，神州数码股票在香港上市。神州数码从联想中分拆出来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分拆不但解决了事业部层次上的激励机制问题，而且由于神州数码独立上市，联想集团、神州数码的股权结构大大改变，公司层次上的激励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
4、股份回购股份回购是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一定途径购买本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 ,适时、合理地进行股本收缩的内部资产重组行为。通过股份回购 ,股份有限公司达到缩小股本规模或改变资本结构的目的。股份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一般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保持公司的控制权；二是提高股票市价，改善公司形象；三是提高股票内在价值；四是保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认股制度的实施；五是改善公司资本结构。股份回购与股份扩张一样，都是股份公司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下采取的经营战略。因此，股份回购取决于股份公司对自身经营环境的判断。一般来说，一个处于成熟或衰退期的、已超过一定的规模经营要求的公司，可以选择股份回购的方式收缩经营战线或转移投资重点，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1999年，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协议回购方式向国有法人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股份10亿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37．98％，共计动用资金25．1亿元。国有法人股股东控股比例由原来的80．25％下降到68．16％，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回购完成后，公司的业绩由98年每股收益0.306元提高到99年每股收益0.508元，而到2000年，每股收益达到了0.933元。这为申能股份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并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上市公司中的绩优股地位。
三、资本运营创新模式的探索
1、TCL集团—整体上市模式。2004年1月，TCL集团的“阿波罗计划”正式得以实施。即TCL集团吸收合并其旗下上市公司TCL通讯，实现整体上市。原TCL通讯注销法人资格并退市， TCL集团向TCL通讯全体流通股股东换股并同时发行TCL集团人民币普通股，TCL通讯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权益并入TCL集团。整体上市为TCL集团筹资25.13亿元，这将给公司带来产业扩张的新契机，也为其带来一个新的资本运作平台。这是企业集团资本运营的一个里程碑。集团整体上市将给集团以更大的运作平台。企业要面对全球化竞争，要做大做强，这都需要资金，金融资本集资是最有效的方式，集团上市后无疑可以让集团更加有效地通过集资发展。而在行业整合、产业重组方面，让大集团完全靠现金收购来进行产业重组显然不大现实，整体上市可以让大集团通过股权收购实现更有效的扩张，这对蓝筹大集团来讲极具意义。
2、德隆集团—行业整合模式。一个产业规模很大、很分散，怎么整合？德隆的选择是，把资本经营作为产业整合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收购同行业中最优秀的企业，然后通过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去整合和提升整个行业。
德隆把资本经营与产业整合相结合、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相结合。德隆现在控股5家上市公司，他们的做法是，把证券市场作为企业整合的一个手段。德隆一般不孤立投资一个项目，其投资某个项目，是为了整合整个行业。例如为了整合新疆水泥行业，首先控股屯河70％以上，然后把屯河的水泥生产能力卖给天山，用所卖得的钱买天山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权，从而控股天山，通过天山整合整个新疆的水泥业。而屯河做红色产业，在国外与亨氏合作，进入欧洲的蕃茄酱市场，变成亚洲最大番茄酱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国内控股汇源果汁公司，迅速打开国内饮料市场。
3、海尔集团--产融资本结合模式。当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对资本需求的不断扩大,就会开始不断向金融资本渗透；而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也必须要寻找产业资本支持,以此作为金融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于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002年9月，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海尔集团全面吹响了进军金融业的号角。同年12月，海尔集团与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美国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携手，成立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而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海尔已先后控股青岛商业银行、鞍山信托、长江证券。如此，海尔在金融领域已经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财务公司等业务。海尔投资金融业是真正地开始搭建一个跨国公司的框架，由于金融业本身良好的资金流动性，产融结合将为海尔的资金链加入润滑油，加速其资金融通，为海尔冲击世界500强提供强劲的资金动力。资本运营形成的原因即有企业内部的动因，也有企业外部环境的支持。重视资本运营的战略地位，借鉴成功的运营模式，并在现实的运作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这对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